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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格阿依June 01 看图说话:带老爷子老太婆逛洛杉矶之八(西来寺)May 27 博士 ,后, 抑郁来美国念博士之前,我认为,拿到博士学位该是件多么值得骄傲的事情,一定得好好犒劳自己。我当时就决定:博士毕业之后先休息一两年,生几个孩子,看几本闲书,到处走走,饱览一下大好河山。 拖拖拉拉地念了六年,终于到头了,但随之而来的并不是我所期望的句号,那个可以让我稍作停顿,想一想,重起个头,再另写一段的句号。它连让我叹口气的逗号都不是。它只是一系列的问号:五月底要交的两篇论文完成了吗?六月中到期的那篇文章开始写了吗?七月一号前要交的那篇文章进度如何了?论文改好了吗? 八月要教的 课开始备了吗?研究计划申请书开始写了吗?明年的会议都申请了吗?…… 这这,这不是毁约吗?我的假期呢?孩子呢?闲书呢?还有,我的旅游呢? 毁约的是自己,毁约的理由我心知肚明,而且理由强大到我毫无辩驳之力。面对毫无改变可能的现实时,我把帘子一拉,让现实在眼前显得虚无飘渺一些。然后,就开始了漫漫无期的消极抵抗。 打开电脑,我对那篇滞留在桌面半个多月的文章视而不见,直接就溜进了文学城,然后再去八阙查看一遍有无漏网之鱼。打开个人空间,侦查了一遍朋友们,博客们是否有任何的风吹草动。一旦发现任何动静,就直捣其个人主页一探究竟。再下来是视察一下各大购物优惠网站,如有任何物美价廉产品,绝不手软,过了此村就没此店啊。 《欲望的主妇》和《30 Rock》已经拉下很多集了,我用饭后休息时间一气就把它全补了回来。 每天上床之后,下床之前,把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今日美国,PEREZ HILTON.COM,在我小小的Itouch之上通通浏览一遍。于是,晚上11点上床,总要到1点才睡;8点醒来,也要磨蹭到9点半才下得了床。 吃午饭的时候向家人宣布:谁要拦着我做事我跟谁急!午饭吃完,妈还没洗完碗,我就已经回床上躺着,很快进入了睡眠状态。 碰到周末节假日我就更加理直气壮地不工作了。早餐要吃得晚一点,慢一点才像Sunday Brunch嘛。吃完总要出去溜溜的。去个近点儿的地方就老觉得对不起自己,起码要开车半小时以上!既然出门了,就好好玩玩吧。既然玩累了,就在外面吃饭吧。吃了这顿还得替下一顿打算吧,于是全家就浩浩荡荡地去超市买菜了。等这个上完厕所,那个岔到旁边的商店买完东西,七赶八推,回到家,下午四点多了。这不,还得抓紧时间休息一会,不然马上又得吃晚饭了。 就在我休息的那些间隙,看电视剧的同时,赖在床上不起的时候,外出溜达闲逛的下午,总有一连串的字在脑子里不时地出现:懒惰,浪费光阴,不进取,失败,可悲,空虚,无用。我之前拉上的帘子似乎被风一吹,后面的现实就又露了出来。那五月到期的文章,六月的文章,七月的文章,八月的课就蹑手蹑脚地又溜了出来,赤裸裸地在我眼前伸手一味索要。我一闭眼,唰的一下又再把帘子拉了回去,把那些现实全部挡在了外面。 晚上临睡前的那一刻,突然想到:今天做了什么?猛的一下,背心似乎出了冷汗。转念一想,还好,“无论如何,明天又是新的一天”,我可以再从头开始。 靠着这句经典台词,我就这么睡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 May 14 看图说话之插播广告:终于毕业了!April 01 读书:庄子庄子我是喜欢的,自己就盼望成爲他所说的那样的真人。但要修炼到那个程度,似乎很难。 心志是那样专一,容貌是那样的娴静; March 31 读莎士比亚在我看来,莎士比亚已经用最准确的语言概括了一切的人性和情感。他的爱情名言也不例外。
爱情里面要是搀杂了和它本身无关的算计,那就不是真的爱情。
爱情就像是生长在悬崖上的一朵花,想要摘就必需要有勇气。
爱情不是花荫下的甜言,不是桃花源中的密语,不是轻绵的眼泪,更不是死硬的强迫,爱情是建立在共同的基础上的。
爱情是生命的火花, 友谊的升华, 心灵的吻合。如果说人类的感情能区分等级, 那么爱情该是属于最高的一级。
March 30 再读诗另外一首《爱是纯快乐》也是我喜欢的。当年引用在一篇《香港少年维特的烦恼》里,寄语阿奔,希望他找到快乐的爱情。已经过去七八年了,希望爱情已经被他收获。
爱是纯快乐
爱不是痛苦,爱是纯快乐。 当你有了痛苦,那是出了差错。 爱是不可捉摸,爱是很难测。 但是会爱的人,丝毫没有失落。 爱是变动不居,爱是东方恶。 但是会爱的人,照样找到收穫。 爱是乍暖还寒,爱是云烟过。 但是会爱的人,一点也不维持。 爱不是痛苦,爱是纯快乐。
March 28 读诗
李敖的诗有几首是我喜欢的,《爱里》是其中一首。
爱里
爱里不见是非, 爱里不见强弱,
爱里只有情,情没有对错。 宁愿因情生灾,宁愿因美致祸,
受爱情困扰的人太多,但懂得爱情的人太少,敢于接受真正爱情的人更加少之又少。因为爱情里,太多的物质,太多的思考,太多的巧妙都不好。返璞归真,坦诚相待才是最妙。
January 25 南加州,我的天堂
2003年在昆明过春节的时候,收到南加大的录取通知书,并寄来机票,邀请我在做出决定之前先到南加大参观两天。 过完年,回到香港,办了鉴证,大约二月十七八号的样子,我和同时录取的一个中大同学一起从香港坐国泰的飞机到了洛杉矶。博士项目主任Bruce Jannson老师亲自到机场接我们,把我们送到了学校对面的酒店安顿下来。 第二天一大早,我打开房间的落地窗,万缕阳光射了进来。我步入窗外,做了深呼吸,一口新鲜空气进来,我顿时觉彻体通透。比起二月的香港,这里温暖很多;湿度很低,让人觉得全身清爽干净。那天的天很蓝很蓝,万里无云;气温也不高不低。经历了香港几年的湿热之后,这里让我感觉像回到了家,回到了阳春三月,阳光明媚的昆明。似乎就是那一瞬间的感觉,让我私下就决定了选择南加大。 后来的经历证明我当时的选择是正确的。家的坐标很快就从昆明移到了洛杉矶。每次旅行回来,一踏足洛杉矶机场,我就心情愉快,烦恼顿消。每次出游,对洛杉矶的家都是思念。 直到后来,我去了另外一个地方,对洛杉矶的感情就开始慢慢发生了改变。 记得是2003年圣诞节,我拿了驾照不到一个星期,和老董在一个下着瓢泼大雨的夜晚,照着事先打印出来的地图,战战兢兢地从洛杉矶开着车到了圣地亚哥。在我们达到酒店的那一刻,雨停了。我们立即去扫荡了市区还开着门的所有商店。第二天大早,阳光明媚,我们去海边和动物园。 后来为了签证,我开着院长老公的蓝色Mustang跑车去了一次;和朋友去Black裸体海滩一两次;凌晨四五点开车去墨西哥签证无数次;和巧克力去渡假一两次......圣地亚哥,已经成了我的渡假首选,放松和休闲的代名词。 最近的这次,住在Park Manor Suite酒店,一家古董酒店。地理位置一流,就在Balboa公园旁边。酒店内所有的装饰都让人感觉是在博物馆里一般。房间里的装饰颇为陈旧,看起来不像是仿照的旧货,倒是真的是遗留下来的物件。刚进房间时,可以闻到一股味道,好像是进了图书馆里收藏古书那个房间的那种味道。酒店的顶层有餐厅,在阳台上摆着一些桌椅,从那里可以看到远处的机场。这次的酒店,由圣地亚哥州立分校友情赞助。 2009年大年三十上午九点,和圣地亚哥州立分校社会工作院长通了电话,被告知我已被录取为该校的助理教授。 2009年8月,我将搬到圣地亚哥,我的渡假圣地,开始我的新生活。 January 23 新奥尔良
上次去新奥尔良是四年前。2005年1月,我和在网上约到的三个朋友一起驾车从洛杉矶开到弗洛里达的Key West。一月一号出发,到达新奥尔良的时候大概6号。住的就是这次开会的酒店,Canel St上的Marriott。晚上去了Bourbon St喝酒跳舞,第二天大早在French Market的Cafe Du Monde喝了咖啡,吃了炸甜饼。之后坐马车在French Quarter溜达了一圈。在我固执的坚持下,我们去了Oak Alley庄园,了了我的庄园情节。那次的新奥尔良之旅,让我记忆尤深。 这次再去新奥尔良,已是时过境迁。想知道的是Katrina之后的新奥尔良会是怎样。 从机场到酒店的路上,感觉就是萧条。残灯几盏,点缀着整个城市。酒店里有的是冷清,诺大的四星级酒店客人却寥寥无几。酒店的餐厅,咖啡店也早早就打了烊,省了人工和灯油火蜡。即使在Bourbon St,游客也少了很多。人声没有以往鼎沸,音乐也不再如从前嘈杂。Canel路上,无家可归的流浪者随处可见。 这次忙着开会,面试,实在是看得少,吃得多。 Louisiana Bistro不愧被Trip Advisor评为新奥尔良首选的餐厅,每道菜不管味道一流,看起来都似一件艺术品。了不起的是一位厨师,搭上一个助手,在一个几乎和我家厨房大小的厨房里就可以烹制出这样的菜式。无意中在French Quarter撞上的Bayona餐厅也很不错,没有一点美国特色,有的只是法国情调。我们桌子的服务生是个修长纤细的俄罗斯姑娘,说着带口音的英文,几乎就让我们忘了自己在美国。Acme生蚝店也算是百年老店了,很有特色,可惜食物不是油炸就是全生,烤的生蚝里也放了一堆的劣质奶酪,口感不是太好。Cafe Du Monde又去了一次,六块前两杯咖啡三个甜饼,晒着太阳,眯着眼看路上的游人,不错的休闲。 在公园里看到一个婚礼,新娘子穿着婚纱,腰上系了根红绸巾,还挺着大肚子。这比云南十八怪之“背着孩子谈恋爱”还厉害。 January 12 新偶像-杨鹏看了杨鹏(中国体改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所研究员)的《中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一文,感觉对中国社会之所以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有了个说法。文章不长,但字字箴言。
判断主要矛盾人人都有责任
近几年,中国社会似乎开始进入一个矛盾快速积累期,传媒天天展示着各种社会矛盾与冲突。胡锦涛总书记最近谈道:“我国的改革发展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在我们面前有许多必须解决而且回避不了的问题,有许多必须抓紧而不能拖延的任务。”温家宝总理最近也多次强调,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处在一个十分重要的关口。 弥漫在传媒上的“关键时期”、“重要关口”这些概念,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是一个需要深思的问题。 “ 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这句话是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的,距今已近70年了。我感到,面对今天各种矛盾日趋复杂和并发的情况,我们真的有必要再认真熟读《矛盾论》这篇红色经典。 几十年来,执政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深刻地决定和影响着百姓的生命和中国的命运。1956年9月26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八大的共识是,阶级斗争已不再是主要矛盾,经济不发达才是主要矛盾,因此全党要由社会主义革命党转为社会主义建设党。遗憾的是,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没有得到毛泽东的认可。1957年10月,随着反右斗争的扩大,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然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根本上改变了八大的方针。这以后,自1957年之后,全党全国的各项工作从根本指导思想上说均以“阶级斗争为纲”,并成为后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内容。中国社会以后几十年的成串灾难,都是由于这种错误判断所导致。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重新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确立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因此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决策。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对“八大”精神的继承和超越。 改革前几十年的弯路和改革开放以来辉煌的发展史说明,执政党如何判断社会的主要矛盾,事关千家万户的祸福和国家兴衰。 主要矛盾的转变:从私人品匮乏到公共品匮乏 说中国进入到一个关键时期或重要关口,说明了分析和认清主要矛盾的紧迫性。毛泽东说:“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反过来说,如果找错了主要矛盾,就可能带来混乱和灾难。 目前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迄今为止,仍然没有摆脱改革开放初期和中期的认识。这个认识是:目前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根本途径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只要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其他问题就能得到根本解决。这种认识曾经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 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对这样一种情况无比困惑:持续的经济增长似乎使社会矛盾和冲突愈来愈多。由此,我们不得不反思我们固有的判断,不得不承认: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正在悄然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而我们必须把新的主要矛盾辨识出来。今天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我认为是: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 “文革”结束时,最大的社会问题是物质产品短缺,老百姓缺衣少食,物质生活水平极其低下,人人渴望着少搞点政治斗争,多改善点物质生活,因贫困引发的怨恨弥漫整个社会。面对这种情况,“上善若水”的态度,就是将社会的主要矛盾确定为贫困,将政策的中心转到发展经济上来,就是要给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激励因素。 人们认识到物品短缺是由于政府垄断了生产和分配所造成的,因此有了放权让利,有了市场经济,有了自由竞争,有了对私有产权的包容,有了对外资的开放。而今天,经过20多年市场化改革和经济的持续增长,缺衣少食、上无片瓦已不再是社会矛盾的主要起源,私人物品极度匮乏已不是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起因。虽然私人物品匮乏的现象仍然在一些区域或人群中存在,但是,我们可以说,私人物品极度匮乏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时代结束了。是市场经济、自由竞争和全球化解决了改革开放初期和中期的社会主要矛盾。 然而一个主要矛盾的结束,却催生了新的主要矛盾。10多年前所言的主要矛盾,在“端起碗吃肉”的情况下淡化了,而今天的主要矛盾,却在“放下筷子骂娘”的情况下凸显了。为什么吃饱了还要骂娘呢?也许是恨贪官太多,也许是恨司法腐败,也许是恨土地被征占,也许是恨找不到工作,也许是恨有冤无处诉,也许是恨教育医疗收费太高,也许是恨社会不安全……所有这些抱怨,都是冲着公共品短缺而来的。 什么是公共品?公共品就是花费纳税人的税款,由公共权力部门提供的、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的物品或服务。国家公园、国有道路、自然保护区等有形产品是公共品;公正的法律、政策和秩序等无形服务也是公共品。公共品供给的高效与公平,是保证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条件。我们只要清理一下近年来引发舆论高度关注的种种社会矛盾,便会发现,今天的主要矛盾不再是私人物品的普遍短缺,而是公共品的普遍短缺。社会上的各个阶层各个群体,都普遍感到公共品的短缺,因此也都对公共品的主要提供者———政府———埋怨不已。我们可以分析一下社会的一些焦点问题。 司法不公和法律白条问题,是合法法律权益得不到保障;MBO的国有资产分配问题,是公共资产没有公平地市场化;农民土地维权问题,是农民合法的土地权益得不到保障;村民委员会选举矛盾问题,是农民合法民主政治权利得不到保障;教育腐败问题,是受教育者不能公平分享到基本的公共教育资源;医疗腐败问题,是患者享受不到现代社会应有的医疗保障;住房压力问题,是社会低收入群体得不到基本住房财政资助;民营企业家抗议国资垄断权的问题,是企业家公平竞争的权利得不到保障;环保事件的出现,是民众合法的环境权益得不到保障;知识分子的许多不满,是由于《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自由权利得不到保障;律师们的不满,是司法不独立和判决被暗箱操纵…… 将所有这些问题集中起来,我们可以看出今天中国的诸多矛盾,是由于法定的权利得不到保障而引发的,是公众认真要求兑现白纸黑字的法律条款。此外,社会普遍痛恨的官员腐败,是公共品供给问题;社会普遍批评的行政低效,是公共品问题;社会普遍关注的财政支出黑洞,是公共品问题;社会普遍质疑的官商勾结,是公共品问题;社会普遍要求推进的官员问责制,是公共品问题;社会普遍要求的有更多的民主参与权,是公共品问题。总之,我们可以断言: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公众需要一个高效廉洁、平等参与、公平透明的公共领域。 如何保障公共品的供给? 我们如果把政府设想成一个政治企业,它抽取和花费的税收,就是社会成本,而它提供的公共品,就是社会收益,那么从社会角度看,供养一个政府,也应当有一个成本和收益的核算。这种核算,未必一定需要科学的数学模型,它往往是由“人心一杆秤”来核算的,这种核算天天在百姓心里进行着,如果不满意的人愈来愈多,那就说明这政治企业的亏损在加大。 为什么经济持续增长到今天,中国社会的公共品供给短缺问题反而突出了呢?为什么只进行政策性的调整,已经难以满足公众的公共品需求了呢? 这是因为公共品需求的急剧攀升,而现行的供给体制已严重不适应。传统的农耕社会,大量的社会纠纷由家族自行调整了,需要政府提供公共品的结构、数量、专业性和变化性都极其有限。但是,当社会从传统的农耕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转变,需要政府统一解决的公共需求急剧增加,专业性和变化性急速提升,对政府的及时回应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 亚当·斯密在分析企业效率的根源时,找到了“分工”这个原因。市场的规模决定着分工的范围,分工的范围决定着效率的高低。工商业时代的来临,带来了公共领域的“大分工”,传统的封建王权体制,被效率和“分工”的要求撕裂了。 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离,是一种“分工”,目的首先是为了提高各自的效率;政教分离和司法独立,也是“分工”,也是出于效率的压力;联邦制的出现和相当一部分立法权的地方化,也是为了效率,便于更迅速地回应地方的公共品需求;近年来各种NGO的出现,使许多公共服务从传统的政府系统中分离了出来,这也是公共品供给领域进行“分工”的结果。从这样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有一个全新的视角:西方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是工商业社会到来造成的公共品供求关系调整带来的变化,结果就是公共品供求领域横向纵向的“大分工”。 基于这样的思考,我认为,今天中国公共品的短缺现象和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由中国社会工商业的进程所带来的,它开始集中表现在公共品投入产出的关系上,集中表现在公共品的供求关系上,集中表现在要求公共领域的“大分工”的压力上。面对工商社会的复杂多变、专业性极强、数量庞大的公共品需求,传统的纵向一体化管制的供给体制完全不能适应。权力集中起来,但却承担不了责任,以至于演化成现实中的“推责揽权”,使权力与责任严重不平衡,使公众急剧增加的公共品需求得不到满足,这便是中国今天的主要矛盾。正是这个主要矛盾,“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如果这样的判断有一定道理,那么我们就会明白,面对今天中国的主要矛盾,不是那种为人民服务的道德说教所能解决的,不是那种随机调整一下政策方向所能解决的,也不是那种简单调整一下政府部门的职能所能解决的。它需要的,是公共品供给领域的“大分工”,而有限有效政府的确立,便是这种“大分工”的结果。 January 09 十七年前之二 少小离家九二年的九月,我十五岁多三个月,父母送我到了昆明。我们到了云大外语学校,人很多,挤挤攘攘,看到大家都在排队注册,我们也就跟着排。好不容易排到了,要交差不多一千块的学费。父母和我面面相觑,没想到到昆明念书这么贵。但既然来了,就不可能再回去了,于是一狠心,父母还是帮我交了学费。
交完学费,父母要把带来的两瓶鸡棕油当礼物送给面试我的两位老师,也麻烦她们以后多多照顾我。在缴费处的对面办公室,我们找到了夏老师。在老家文山面试我的时候,她的漂亮和气质就吸引了我,而且她说着一口动听的英文,那时的我几乎就把她当作我的奋斗目标了。
在闲聊中,夏老师发现我们排错了队,交错了钱。原来我们排的队是给自费班学生的。她帮我们退了钱并到公费班注了册。学费差不多是自费班的十分之一。我当时心想的是自费班的同学家里好有钱啊。当时父母的工资每个月也就一百多块,一个学期一千块对我家来说几乎是不肯能的事。
注完册,老师在宿舍名单上找到我的名字。却发现我被当作了男生,把我分配在本院三八楼三楼的一间宿舍。于是临时帮我调配到了东二院的三栋,和同班其他的女生在一起。
在一个高二的男生的带领下,我们开车到了东二院。妈妈帮我“抢”到了三栋123宿舍靠窗的一个上铺。父母把我的行李搬到了宿舍,帮我挂好了蚊帐,铺好了床铺之后,他们就告别要回老家文山了。
由于来得早,宿舍里只有我一人。整栋楼的学生也很少,很安静。我爬到了床上,开始哭起来,想得伤心了,就大声的号啕痛哭起来。一旦听到宿舍走廊有高跟鞋的声音,我就很快停下来,爬下床,打开门,以为爸妈回心转意了,又回来看我了。但每次都是失望,我又只得爬上床接着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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